请问小说如果崇尚的是悲观主义，会不会遭到多数读者诟病，读者理解不了，反而不舒服评击三观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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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鲁迅的语言风格是什么

希望大家能说详细一点，最好能再给一些相关资料的连接 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
赵燕婷
提要:鲁迅的作品具有凝练,简洁,顿挫而又富有回味的语言风格,是中国文学的精品.本文通过对鲁迅作品的语言分析,试图寻找鲁迅的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的成因.以此透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在经典作家笔下是如何进行的,并且试图启发这样一种思考,即白话文的普及运用到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地丰富它和发展它.
关键词:鲁迅 作品 白话文 语言风格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且是现代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准确,简洁而又极为丰富,因而具备足够的弹性,恰到好处地表现种种思维的,情感的节奏,使行文富有韵味而魅力无穷.
本文主要从虚词运用,文言句式和词汇的运用等方面考察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
一 虚词的大量使用
虚词有助于表达深沉曲折的意思,妙用虚词,既能长话短说又别具韵味.
例1. 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至于"二字若不用,也通.但"黯然泣下"四个字却不能表达尽"黯然……终于泣下"的动态,而这一动态恰恰重现了刘和珍君的情感过程,真切动人.
"此后不曾相见",是普通自然的表达方式.然而,鲁迅先生在这里是痛悼刘和珍君,苦苦追忆往事,连用虚词"似乎","就"显得何其认真!"似乎"二字又传达出了这种信息:刘和珍君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许没见,也许见了但不曾注意.尤显出刘和珍君的沉静而不凡.同样的这几层意思,若不采用虚词表达,则不但用字太多,行文也会不够紧凑而显得"薄",当然无法锁定这种深沉的感情.
2. 但从别一方面来看,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译文序跋集·序》)
大量地使用虚词是鲁迅作品的一大特色,很多人凭这一点就能认出他的作品来.有人觉得他的作品因此而不顺口不通畅.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大量使用虚词恰恰是力求准确力求简洁的必然结果,也是使得文脉不被打断,有节奏有缓急地顺畅而下的重要手段.
"或者也不是无意义"似乎和"也许有点意义"差不多.但是前者包含了更多的疲惫,无奈和执着的希望.与作者所说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合拍,道尽了一种欲语还休的沧桑和虚微但坚定的执着.这与双重否定句的独特效果有关,下面再谈.
3.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 (《野草·雪》)
"……否耶 "是文言虚词运用的典型例证.鲁迅在这里用,有和"博识的人们"开玩笑的调子,也暗暗地埋了讥讽的意思:你们博识的人认为他单调,他可并不以此为不幸啊!
鲁迅是白话文运动的一员大将,但他并不排斥文言的借鉴使用,使行文更加生辉.
4.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有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后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而已集·当陶无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这句话的末尾,连用三个"的"字,使得句子变得笨拙并且滑稽,是鲁迅先生故意安排嘲弄那些一句话里用许多"的"字的人.在同一句话中就安排了嘲讽,不但犀利,也是他行文凝练的原因.这是鲁迅对虚词运用自如的一个结果.
二 文言句法以及古语词的使用
白话文运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面对着极大的语言荒芜.后人也许觉得那时只不过用话记下事情来就是了,实际却是极困难的.有鲁迅当时的话为证:"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就是这样."(《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邹恬先生指出:"五四"小说语言与传统语言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小说语言."五四"小说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意义不在于白话通俗易懂,易于为读者接受,这一点传统白话小说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而是创造了一种适应新的内容,反映新的审美要求,具有不同艺术功能和艺术表现力的语言.它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诞生,标志着小说语言现代化的开始.此外,"五四"小说还实现了一个变革,即以书面语言代替口头语言.传统小说受说书影响,口语化程度比较高,它便于讲述,易于理解.而"五四"小说语言有它所传递的内容规定,必须更精致,更含蓄,构造更复杂,层次更丰富.它需要读者坐在案边反复仔细地思索领略,咀嚼回味.[1]
邹恬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变革,逼迫着"五四"作家们作出好的语言安排.在运用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策略时,文言句法和古汉语词汇是鲁迅语言表达的后备部队,因为他"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所以在表达不利的情况下,宁可向古人借用语言.
有人认为鲁迅的文章"文言杂糅",且不谈这"文言杂糅"该如何定义,用今天的语言规范去衡量"五四"时期的语言,这本身是一种颠倒.因为我们现在的汉语规范正是"五四"以及以后的作家们不断进行语言尝试的结果.是他们历尽辛苦为我们开拓的语言天地,现在我们坐享其成,不但不努力去寻求汉语的更为美好的明天,在陷入日甚一日对汉语的麻木里的同时,置前辈的努力于不顾,甚至还指责他们的奋斗,实在值得深思!
下面是鲁迅作品中几个使用文言句法的例子:
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就有:
1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味"名词活用如动词.用"深味"这很经济的两个字就更能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句子的后部"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这里的两个"的"字拉长了句子的后部,使之成为句子的重心.这种时而极省俭笔墨,时而多加字数使句子具有了一种时缓时急的节奏感,而文言的单音节字正有助于这种节奏的实现.
2.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面"名词活用如动词,使句子紧凑.
3.其一是手枪,立仆.
"立仆"两个单音节词,是文言用法.
4.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
"为……所……"被动用法属文言结构,但在现代汉语中也不时被用到.这可能与现代作家们的使用有关.
在《阿Q正传》中也有典型的文言用法:
5.所以者何 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这里用"所以者何 "比"为什么会这样呢 "更富有讽刺以及调侃意味.
在鲁迅的作品中,常常会有点文言的影子,当然,本来文言与白话的分界就很难说.有一些文言句式,虚词是在今天也常常用到的,再举两例:
6.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野草·希望》)
7.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也;而国粹者,我的胡子是也.(《坟·说胡须》)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在找不到恰当的字眼的时候,宁可向古人学习,盼望总会有人读得懂.这个倾向在小说语言里,比较突出.这当然与小说这个文体更注重艺术性,也更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有关.
1.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彷徨·伤逝》)
愧恧:惭愧.宋司马光《为庞相公让官表》:"是用夙宵愧恧,寤寐兢忧."[2]
2.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彷徨·祝福》)
歆享:神灵享受供物.《史记·孝文本纪》:"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3]
蹒跚:旋行貌,徘徊貌.又写作" 跚".
五代范资《玉堂闲话·高辇》:"梦见一老僧著屐,於卧榻上 跚而行."[4]
3.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钉一般看定阔亭的眼,使阔亭的眼光赶紧辟易了.(《彷徨·长明灯》)
辟易:退避,避开.《史记·项羽本纪》:"……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5]
4."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他忽又现出阴鸷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敛了……(《长明灯》)
阴鸷:阴险凶狠.《资治通鉴·汉宣帝神爵四年》:" 严延年为治阴鸷酷烈."[6]
5.准此,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锻炼罗织起来……(《呐喊·端午节》)
准此:按照这样办理.旧时常用于对下级及平级的公文.明代亦用于诰命.清俞樾《茶香室丛钞·钦此钦遵》:"今公牍中有'准此'二字,惟上司行属员用之."[7]
6.我愕然了.(《呐喊·故乡》)
愕然:惊讶貌. 《 史记·黥布列传》:"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布愕然."[8]
7.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朝花夕拾〉小引》)
幻化:犹言变化,变幻.《列子·周穆王》:"……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9]
8."我们上县去,送他忤逆!"
忤逆常含有两层意思:(1)冒犯,违抗.《后汉书·陈蕃传》:"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
(2)不孝顺.明沈榜《宛署杂记·圣谕》:"三月,说与百姓每:孝亲敬长,不许忤逆,犯了不饶."[10]
9 但他又立刻觉得对于孩子有些抱歉了,重复回头,目送她独自茕茕的出去;耳朵里听得木片声.(《呐喊·幸福的家庭》)
茕茕 :孤零貌.《左传·哀公十六年》"茕茕,余在疚."[11]
10 (1)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记念刘和珍君》)
(2)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出离.(《华盖集·碰壁之后》)
出离:(1)犹佛家所谓涅盘.(2)犹超出.(3)走出,离开.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二:"一齐观瞻,见个书生,出离人群."[12]
上面所引用的鲁迅的两句话分别使用(2),(3)义项.
由于鲁迅的学识广博,在行文的时候有多方得宜.正如"出离"一词的使用,其独特给人以深刻印象.鲁迅还同样用过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字,这里引用李瑞山先生的一段评论文字:
作者常以这样的词语用在诗中:《复仇(其二)》中的"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死火》中的"大火聚",特别是《失掉的好地狱》中的"醉心的大乐","遍身有大光辉","运大谋略,布大罗网","大威权"等.这里用的"大"字,多是模仿古代汉译佛经的语气.(据《野草》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失掉的好地狱》注释2).这当然与有的诗作涉及到佛经的内容有关,但也可以说是作者喜欢这种构词方式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散文诗中,以增强词语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作者在写《自言自语》时就这样用过,如《我的父亲》中:"大安静大沉寂的死,应该听他慢慢到来.谁敢乱嚷,是大过失";从而抒发了作者的愤激,悲慨,痛切的感情.一个单字,习闻常见,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与一定的词语相结合,就变得如此传神,能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感情.看似单调平淡,实乃意蕴丰富,反映了作者锤炼语言的功力.在《野草》中,这样严谨的句法结构和凝练而传神的词语是很多的.这对于作品深沉含蓄的风格的形成,给了很大的助力.[13]
三 双重否定的使用以及鲁迅语言的节奏
鲁迅喜欢说"不",即使在表达"是"的时候,他宁可用双重否定来代替一个肯定.双重否定的使用有力地烘托出作者孤冷的心境,在自述心路历程的时候,作用尤其明显.举《〈呐喊〉自序》中的几例如下:
1.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2.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
3.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
双重否定句的运用,使句子读起来不那么顺畅,似乎有碍于好的表达.然而事实上,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恰恰是那么一种讲不清楚又不得不讲的,伤心不愿示人的厚重的痛楚.这种痛楚是时代与生存本身的悖论,是忘不掉丢不开的魔障.这种感觉正是在这种不那么顺畅的表达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在行文的过程中设置障碍,让读者感受被迫停顿,再次被迫停顿;被否定,再次被否定的挫折,才能模拟出这样的一种心态,使之在阅读过程中短暂而又连续地发生,并且随着双重否定句的不断出现使得这种过程不断地被重复,逐渐强烈,表达的效果也就越来越显著;也正是由于这种不顺畅,使读者在阅读的不断停顿中得到思维以及感觉的逐渐扩大的空间.
这种不顺畅的感觉,其实不仅是由双重否定句引起的.前面提到的虚词的大量使用,古汉语句法和词汇的使用都使得鲁迅的文章缺少了让人眼睛一亮的明丽和一读到底的痛快.而这种不顺畅不是因为炼字的功夫不够,而是因为鲁迅在表达的准确性和简洁程度上的苛刻要求.
鲁迅的作品成为公认的中国语文的精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沿承了中国语文的传统——尽管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艺术感使他的行文能够考虑到中国读者的传统的阅读习惯,而这种新与旧的连接点就是行文的节奏.
周作人曾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到中国人是一个很爱音乐的民族,这在大众表现于对戏曲的喜爱;在知识阶层则还表现在行文的韵律,节奏.
行文的节奏,有语言的节奏,有感情的节奏,有思维的节奏.节奏的流驶,很容易让人进入一种跃动的游戏状态,使写作和阅读都变得富有趣味.感情的节奏和思维的节奏与文章构思关系较大,也与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倾向关系密切.而语言本身的节奏,则是由作者运用语言的自如程度所决定的.下面仅举几例,略谈一谈鲁迅作品中语言所蕴有的节奏感:
1.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彷徨·祝福》)
"不如所料","竟如所料","恰如所料"三个词形成了一种节奏,使得这个复杂的表达显得悦人耳目一些,因此不那么讨厌.
2.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
排比,对比的穿插使用,把这种矛盾性极强,戏剧性极强的性格特征大致概括了出来.
3.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转劝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呐喊·狂人日记》)
"起头"和"下手",由于用字相对而形成一种节奏感.
4.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故乡》)
排比的运用更有助于表达一种强烈的不满和无奈.
此外,"在鲁迅作品中,反复这种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14].王希杰先生在《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一文中充分论述了这一问题.
5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划线句紧凑而具文言风采,句前,句后则相对有较缓之感.这种近乎由白话渐入文言,由文言渐入白话的写法使得文章词句时缓时急,比一缓到底的白话要有回味些,简洁些.鲁迅对于这种节奏感的把握,我认为是他的文章能够恰当表达出他的情感,他的想法的关键.上面所提到的虚词运用,文言句法和词汇的使用,双重否定句式的运用也是服务于这种节奏的完善的.
尽管鲁迅的作品并不算人见人爱,但是它独特,清新,丰富和有回味,这是中国语文的骄傲.而鲁迅的这种把深沉,敏感,广博和热爱融入语言,为后人开拓新的美的语言空间,是中国人的骄傲.而是否能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对于中国语文的建设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注释
[1]《邹恬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一编鲁迅和"五四"小说,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2]《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同)第七册第664页"愧恧"条.
[3]《汉语大词典》第六册第1462页"歆享"条.
[4]《汉语大词典》第十册第538页"蹒跚"条,第五义项.
[5]《汉语大词典》第十册第486页"辟易"条,第一义项.
[6]《汉语大词典》第十一册第1038页"阴鸷"条.
[7]《汉语大词典》第二册第427页"准此"条.
[8]《汉语大词典》第七册第659页"愕然"条.
[9]《汉语大词典》第四册第427页"幻化"条,第一义项.
[10]《汉语大词典》第七册第432页"忤逆"条.
[11]《汉语大词典》第七册第201页"茕茕".
[12]《汉语大词典》第二册第505页"出离"条.
[13]《鲁迅创作艺术谈》,南开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50,251页.
[14]《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92页.
参考文献
《邹恬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
《鲁迅创作艺术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南京大学中文系暑期课题研究培训班论文集
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 鲁迅
鲁迅生平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期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低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二零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鲁迅用过的笔名

干凡 飞迅 直庚 树俟 独洛 敖隼 旁斡预

L.S. 丁珰 丁萌 士繇 E.L.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飞斐 冬华 乐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动轩 仲度 华圉 自树 许遐 许霞 迅行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

小孩子 丰之余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华约瑟

齐物论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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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沪记者 宴之教者 楮冠病叟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朝花社同人 上海三闲书屋 鲁迅的作品具有凝练,简洁,顿挫而又富有回味的语言风格,是中国文学的精品.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语言犀利、硬朗、简洁、明了，好似匕首和投枪，以撕皮见肉著称 就是个"拽"

一件长衫尽显迂腐落魄,是鲁迅先生的哪一部作品？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的问题。这是鲁迅写的《孔乙己》，后编入了《呐喊》。

《孔乙己》是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发表于《新青年》，后编入《呐喊》。

该小说描写了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下，迂腐不堪、四体不勤，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形象。其揭露了当时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原文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⑿，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⒁，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⒂，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一件长衫尽显迂腐落魄,出自于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

一、创作背景：

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腐败，民不聊生，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仍在盛行。少数读书人爬上统治地位，但大多数下层知识分子穷困潦倒。小说《孔乙己》的主人公孔乙己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这样一个典型。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复辟势力猖獗，革命成果被窃夺。“五四”运动前后，科举制度虽被废除，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仍然根深蒂固，封建教育仍以其他方式推行，人民仍处于昏沉、麻木状态。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等领导和策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教育进行猛烈抨击。为了愤怒讨伐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为了“描绘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继《狂人日记》后，于1918年冬创作了小说《孔乙己》。

二、内容简介：

小说描写了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下，精神上迂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体不勤、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戏谑中混度时日，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形象。篇幅不长，但是深刻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和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三、主人公孔乙己的人物形象：

环境造就人，孔乙己生活在新旧社会的过渡时期，其性格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孔乙己善良朴实，另一方面他迂腐顽固，真是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孔乙己这样性格的人物，毫无疑问是一个悲剧形象。

孔乙己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他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和封建文化教育的牺牲品。统治阶级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对他进行残酷的控制，推残了他的肉体，剥夺了他的生路，而且在精神上毒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和痛苦。文章刻画了一个被封建思想所毒害所麻木而最终又被社会抛弃吞没的下层知识分子孔乙己形象和他的悲惨命运，对吃人的封建文化教育和害人无数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孔乙己最终在肉体的毒打和心灵的虐杀中孤独地死去了，但他不觉悟，至死都不明白是谁造成了他最后悲惨的结局。

“一件长衫尽显迂腐落魄”是出自鲁迅先生《孔乙己》。

孔乙己是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主角，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孔乙己，他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沦落为小酒店里人们嘲笑的对象，那可怜又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科举一条出路的悲惨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儒家独尊下科举制度“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

孔乙己生活在新旧社会的过渡时期，其性格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孔乙己善良朴实，另一方面他迂腐顽固，真是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孔乙己这样性格的人物，毫无疑问是一个悲剧形象。他不会营生，好喝懒做，死要面子，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读书人身份的又脏又破的长衫，说起话来满口之乎者也，时刻不忘显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读书人。甚至当别人嘲笑奚落他时，还要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只有当人们触到他灵魂深处的伤痕——“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才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他在长期封建文化教育熏陶中，也和一般士大夫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会营生，养成好喝懒做的恶习。

孔乙己的一生是可悲的而又可怜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我。在这种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他自我放任，只能退回到心灵深处的自我安慰中去，释放心灵深处的压力。当然他将一事无成，最终在贫困中死去。所以，即使他再怎样样自命不凡，也禁不住社会现实的打击，和自我早已注定的命运。

孔乙己迫于生活的压力一步一步堕落为社会垃圾。如果不制定科举制度，那么孔乙己就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可是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每天都有很多人为生活所逼，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成为行尸走肉，变得非常懒惰。

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一件长衫尽显迂腐落魄”出自于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

孔乙己是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己》是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的第二篇白话小说，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孔乙己，他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沦落为小酒店里人们嘲笑的对象，从而暴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他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科举一条出路的悲惨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儒家独尊下科举制度“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

孔乙己是一个贫困潦倒，却不甘与“短衣帮”为伍而自视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他确是个读书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并懂得“回字有四种写法”，可他一辈子却"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他既不会营生，又好喝懒做。为了生活，便“做些偷窃的事”，而且竟偷到丁举人家，被残酷地打折了腿，坐在蒲包上用手走路。最后，默默无闻地凄苦地离开了人间，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集。

《鲁迅全集》中的《社戏》被列入上海教育出版社，《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被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雪》《藤野先生》《孔乙己》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课本，《故乡》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级课本。

出自《孔乙己》，
《孔乙己》是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发表于《新青年》[1]，后编入《呐喊》。
该小说描写了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下，迂腐不堪、四体不勤，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形象。其揭露了当时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⑴，大抵没有这样阔绰⑵。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⑶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⑷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⑸，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⑹，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⑺”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⑻”，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⑼，又不会营生⑽；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⑾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⑿，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⒀。”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⒁，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⒂，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红色经典的史诗性？什么叫做史诗性？如果侧重在文学史实性，我应该怎么来写论文？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
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
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
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
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
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
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
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
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
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
8. 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
9. 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
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
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
“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
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
《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 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 《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 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 “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 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
《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
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
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

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 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 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
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 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 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
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
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
“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 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
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
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
《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
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红色经典的史诗性是影响深远，对社会、人民有启迪的、体现时代特点的经典作品。

“史诗性”应具备如下特性：
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

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
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
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
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
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
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
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
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1、“红色经典”作品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随着大量“红色经典”作品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翻唱“红 色经典”歌曲与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红色经典”作品业已成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并受到学术界和文 艺界的广泛关注。
　　2、史诗性：
　　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
　　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
　　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
　　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
　　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
　　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
　　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
　　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
　　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貌似长征组歌就是 是什么 为什么 则么办 有继承
有发展
有真
有加
由你以上就是经典故事新编小说文章《请问小说如果崇尚的是悲观主义，会不会遭到多数读者诟病，读者理解不了，反而不舒服评击三观不正》的全部小说内容，阅读诗歌陶冶情操，提升写作和表达水平，关注本站每日分享更多爱情小说，青春校园，都市言情，故事新编，微小说，纯真年代，短篇小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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