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我没有资格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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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决策第一号：ENNweekly（长按可复制）

本文转载自2019年1月15日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作者：罗晓兰，不代表《财经国家周刊》观点。

“房价高，工资低，是年轻人天然的避孕药。”

网友们的这种调侃，如今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有了某种注脚。最近，“2019年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刷屏朋友圈。

尽管国家有关部委官员表示，这没有事实的依据。过去一年中国的人口，仍然在持续增长，增长的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但由此引发的关于低生育率的讨论，仍在持续发酵。

大趋势

所谓“人口负增长”，无从考究其源头。

根据事件热度，大致有二：一本书、一份报告。

这本书，指的是易富贤和苏剑所著的《2019年，历史性的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书中推算，2019年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为1.05，出生1031万人，死亡1158万人，负增长127万人。

那份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报告指，中国总人口将在2028年左右开始出现负增长。

在这本书和这份报告出炉之前，多年来，国内外不同的机构、学者都做了不同的预测，尽管时间上不同，但都明确指向人口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告诉周刊君，上述绿皮书中关于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的年份不统一，最早的甚至有2019年。而网传的2028年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说法，是基于总和生育率在1.6的前提下。

现实情况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除了2019、2019年总和生育率在1.6左右外，该数据从2000年的1.22已下降至2019年的1.05。“如果现行人口政策不变，且民众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话，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将早于报告所说的2028年左右。”他说。

当下是否真的是人口负增长，或者说何时出现人口负增长，官方和坊间说法不一，但低生育率却是不争的事实。

山东一直是我国生育情况的晴雨表。据目前公布的数据推算，山东部分大城市去年的出生人口较2019年有较大幅度减少。

其中，去年上半年，山东德州、烟台、潍坊的出生人口分别同比下降21.9%、16.2%和21%。前11个月中，青岛市全市户籍出生81112人，同比下降21.1%。聊城市的数字更为惊人，全市出生64753人，同比减少23179人，减幅为26.36%。

此外，二胎全面放开后，人口并没有如期出现暴涨的局面。2019年，全国不但没有如预期那样多出生343万人，反而减少63万人（减少3.5%）。

上述山东城市2019年的二孩出生人数占总出生人数的比例多有下降，减幅在30~40%之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预计，2019年出生人口规模在1500和1600万之间，比2019年出生人口数1732万减少100万以上。

王广州也表示，虽然根据他的调查和推算，2019年不太可能开始人口负增长，但去年总体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数肯定有所下降。

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不敢生

王广州称，造成人口快速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尤其是生育一孩意愿低，是主要原因。生育意愿又与经济压力紧密联系。

“没钱还想生孩子？进口奶粉和尿不湿的价格了解一下？”

“月薪三万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月薪5千的我已经精神结扎。”

“一年的工资不够买两平米学区房，难道孩子出生就注定要千军万马独木桥才能上个好学校？”

从网友们的评论中，可以简单归纳一句话：没钱，不敢生。

周刊君随机采访了10位27~30岁具有大学学历的女性，其中5人已婚，4人已育。值得注意的是，已生育的4人中有3人是在县城或小城市当教师或公务员，且都只有一孩。

今年28岁的小贺直言：“在北京，我没有资格生孩子。”小贺告诉周刊君，自己与男友相恋多年，一直想尽快结婚生娃。为此，小贺的男友还选择了一份低薪但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但眼看着房价不断升高且下跌无望，小贺和男友最终放弃了在北京安家生孩子的念头。

孩子养育成本高，是大家的共识。有父母曾算过一笔账，在一个小县城，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最少要花费50万元。在一线城市，这个数字可能是200万。

在广州一家名企上班的小江因为有双方父母的经济支持，贷款在郊区买了房，去年生了孩子。但没想到休完产假回去，她原本的工作职位给了别人。

生育对一个女性职业发展的障碍，早已不言自喻。

还有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中国单身人数越来越多，“我想生娃，但是娃他娘/爹不知道在哪儿。”几年前，国家民政局的数据就显示，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9年的14.6%，有超过5800万人一个人生活。

据珍爱网2019年终发布的《2019单身人群调查报告》，单身人群中有59.46%的人单身时长为3年及以上，超7成单身男女脱单被动，有三成理想结婚年龄为30至33岁。

种种压力下，单身群体选择推迟结婚年龄，进而推迟了生育年龄。

怎么办？

“人口是否负增长我不关心，我担心的是人口红利消失了，养老负担落在我的肩上。”有网友表示，我国此前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在的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现在又要普通老百姓来买单。

这并非是杞人忧天。人口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接受“侠客岛”采访时表示，生育率急剧下降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应对措施跟不上，有可能迎来“人口雪崩”。

最明显的一点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从2019年的11894万人上升至2019年的15831万人，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老年人也从11.9名上升至15.9名。

随着数据上升的，还有养老金和财政负担。早在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表示，河北、黑龙江、宁夏2019年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大于收入。有专家推测，医疗和养老成本最终会落在个人和家庭的肩上。

“我只能说，到时候人口过快负增长带来的压力会非常大。”王广州也认为，如果人口负增长过快，养老系统和医疗系统等安全运行将面临严峻挑战。

此外，我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也与劳动年龄人口多不无关系。有专家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势必会对我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此，有专家表示，应该鼓励年轻人生育，降低养育成本，提高社会保障。

“这是个长期形成的人口负惯性问题，不可能几年就解决掉。”王广州认为，该问题十分复杂，要解决的话需要社会系统工程共同努力，能否很快起到明显效果还是一个问题。

他举例称，提早意识到并着力解决是好事，比如法国就出手早，现在总和生育率在欧洲仍然能保持较高的水平。相反，当时情况类似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却很低。

众所周知的是，不婚族和丁克毕竟是少数，如果现实条件具备，夫妻都会想生孩子。问题的关键是，生容易，养太难。

如果政府能够给民众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消解大家的后顾之忧，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生育率自然就会提高。

延伸阅读

生育之累：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生育力？

本文转载自2019年11月4日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ID: i-caijing），作者：袁建胜 高頔，不代表《财经国家周刊》观点。

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低迷的事实终于得以直面。

2019年初计划生育政策松绑，全面放开二孩。原国家卫生计划委的估计是，每年平均将比上年多生育人口300万，截至2050年，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净增3000多万。

但现实情况是，当年新增人口1786万人，只比上年多了131万人，远低于预期；2019年则掉头向下，新增人口1723万人，比上年还减少了63万人。一个新变化是，新增人口中二胎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1.2％，一胎新增数量则减少了276万。不仅二胎数量难以带动人口增长，人们连一胎的生育意愿也不甚强烈。

9月，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公布三定方案，三个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司都被撤销，似乎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全面终结。

中国低生育率持续了近30年，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失衡，造成“生育总精力”持续短缺，改变认知方式和持续推进与生育有关的户籍、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的全面改革，才能正面促进人们生育的信心。

婚配的窘境

七夕之前，河北沧州市某县地税局29岁的公务员尹成又失恋了。

这是他第三任女友，邻县的公务员，经人介绍两人相处了半年后，双方家庭开始谋划他们的婚姻大事，谈判几轮后却崩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县城式”分手，婚礼筹备被放弃，恋人成了熟人，再见如宾，没有什么特别的波澜。

尹成在该县的农村出生、长大，父亲做过村主任和支书。他读完大学考取了公务员，在职期间又读了研究生，父亲早早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尹成这次分手的女友是独生女，女方家里要求订婚当天要带上20万元现金彩礼，还要在邻县再买一套房子，方便未来就近照顾岳父母。尹成月工资不到4000元，家里也没有能力为他购置另一套房产。

在县水利局工作的刘辉对朋友尹成的分手不觉得可惜，县城里一套房子动辄七八十万元，女方再要一套房子过分了。“彩礼嘛，农村和县城一样，男方出个18万、20万元，家庭条件不好的女方可能会留下几万块，一般是把这些钱给女儿支配，比如买台汽车和嫁妆。”刘辉说。

这两年一直在村里挂职参与扶贫工作的刘辉说：“先别说生孩子，现在25岁左右结不了婚的小伙子，在哪个村里没有一二十个？”唐山农村的一名乐队老板刘庆林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地婚姻成本也是如此，一套县城的房子加彩礼也要100万元左右。刘庆林的乐队专为农村婚嫁葬礼演出。

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江村经济》中就指出，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女方家庭又通过嫁妆的形式，将资源注入新家庭。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丰富，如今在彩礼之外，男方为新家庭购置车辆和房产，扩大了“彩礼”这一资源代际传递的内涵。

在尹成和刘辉所在的县，婚配成本过高有多种因素：既有择偶及分配范围受限，女孩外出打工较多等客观原因，也有计划生育导致当地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女性权利缺失等主观原因。

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9年该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万元，据此估算，一个拥有3个劳动力且有男孩的农村家庭，为结婚配置20万元彩礼需5.6年，再加一栋县城的房子需要28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表示，有30.4％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和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无论是分配还是继承，在土地和房产等重要家庭资产方面，农村女性都处于非常显著的不利地位。

女方在未来养育孩子中也将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也更有动力以彩礼和房产的形式，在新家庭占有一席之地，彩礼价格的提升，又反过来形成男性婚配的障碍。

“生育总精力”是围绕组建新家庭和生养孩子展开的，资产、时间、劳动力与亲情等不可或缺要素的混合配置，在农村家庭总体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生育总精力”成本的提升，让它愈发呈现出稀缺的状态。

婚配的窘境是延迟婚育的重要前置条件，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对《财经》记者介绍，1990年至2019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从23.4岁推迟至26.8岁。

一直以来，农村及流动人口“超生游击队“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对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实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对《财经》记者介绍，农村是2005年之后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区域，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也大大低于全国总体生育水平。

清贫限制了生育力

七夕那天，佳文本来的计划是下班和老公一起吃个饭，或者再看个电影，但她下班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丈夫进家门的时间是23点58分。

佳文来自河南，和丈夫2019在北京结婚，他们都是典型的县城少年，读完大学在北京闯荡，当时婆家出了10万元，佳文家掏了30万元，加上两人的积蓄，贷款110万元买了房子。老公很要强，起早贪黑地工作，三年后把岳父出的钱都还上，女儿也出生了。婆婆开始时畏惧到北京来生活，宁愿出钱给孙女请个保姆，一年之后，她还是来了。“保姆总不如自家人照顾的更好吧。”佳文说。“这也是我们觉得亏欠婆婆的地方，因为孩子让他们两地分居。”

佳文夫妇都是铁定不要二胎的工薪族，女儿身上每月约5000元的消费已是负担不轻，一旦怀孕在公司里又会被贴各种“标签”，生育期间工资减少至少一半。“我算是不错了，产假期间每月还能有2500元，怀孕后我加了不少微信群，里面一些妈妈产假都没有收入，想生二胎的恐怕都不到5％。”佳文说。

也是因为经历过回归职场的艰难，“北漂”李可和佳文一样坚决不要二胎。

“几年前为了能在北京安居落户，已经掏空了双方父母的家底。儿子的日渐长大，幼儿园和各种特长班的花费也让我们吃不消，还需要还房贷。”李可说。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和自己顺利回归职场，李可的公公婆婆从老家来到北京帮忙。四个大人一个孩子，挤在一套两居室里。

如果生二胎，就要换房子，车也要换大的，经济重担都压在丈夫一人身上，老人年纪大了，照顾孩子的精力有限，李可自己又要面临一场“职场断裂”：“我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肯定不会再入一次坑。”

与农村不同，在都市里生活的年轻人与原家庭有着较为清晰的界限，距离不但加剧隔代照顾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在突出着情感链接的同时，也隐藏对养老的担忧。

在县城和乡村里，大家庭向新家庭透支性转移资源的过程，同样在都市流动的新中产阶层中发生，双方家庭不仅更有意愿出巨资为下一代买房，也不惜千里迢迢投入劳动力，为孩子照顾下一代。

钟晓慧说：我们首先应追问，为什么中国父母是这样的境况？这与养老保障不足有直接关系，父母给成年子女买房、带孩子，某种程度也是给自己投资一份亲情和保障。

在城市里买房实际也主要是男方及其父母的责任，这既是女性权利缺失的原因，也是结果——同农村一样，城市女性在家庭和生育的付出，同样要求与之平衡的房产以及它所确认的婚姻与生活稳定性——这种不平衡也会延伸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女方家长的养老问题。

从结婚到生育，从农村走向县城再到都市，在过去的40年里，这是两条互相纠缠的路线，一代人的运行轨迹，都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基础，成本也随着这种流动越来越高。

在佳文和李可这里，一代家庭的资源已经远远不足，不得不将两代家庭的“生育总精力”紧密绑定在一起。

子宫保卫战

文思在和《财经》记者聊了4个小时后赶回家，丈夫、保姆带着哭得眼睛通红的小女儿在电梯口列队迎接。

文思32岁，是3个女儿的妈妈。每天晚上睡觉时，只有大女儿肯安稳的躺在床上，丈夫和她各自在客厅和卧室里捉住尽力挣扎的“一只”，交换幽怨的眼神：生这么多，都怪你。

同样是“北漂”，文思是少数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突破“生育总精力”稀缺状态的妈妈。重点师范类大学毕业，结婚前曾是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虽然自己是高考的受益者，也从事教育工作，但她不想孩子再走这条路。

文思说，这样的教育体系成本高昂，回报却有限——以透支孩子学习兴趣和动力为代价，通过各类打分体系的筛选，最终只能勉励维持父母已经完成的城市化迁徙和阶层提升。

《北京遇上西雅图》开拍的2019年，文思动用家庭的部分资源，赴美国生产大女儿，一年后的春天，那部上映48天的电影以5.2亿元的票房刷新了当时的国产爱情片记录。同样让人们感兴趣的是，众多像文思这样赴海外生子的妈妈们所铺陈开来的故事背景。

一年半后，文思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已经12周，她和丈夫决定生下孩子。根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让她也没有多少选择，文思陆续在美国生下二女儿和小女儿。

他们的决定受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在上代人心中，计划生育思想根深蒂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在国企工作，坚定地认为多生孩子是农村妇女愚昧落后的表现。”文思说。

文思的父亲甚至给女婿打电话，希望他能以丈夫的身份阻止文思，丈夫的支持让她感到欣慰：“子宫是她的，我凭什么阻止？再说，我们有什么权利决定一条生命的去留？”

尽管家庭条件算宽裕，3个孩子的养育压力也是实际存在的，丈夫也因此辞职回家和文思搭档带娃。文思和丈夫“保卫子宫”的行动，并非情绪之举，它还触发了一个让别人看来很意外的结果——成为文思创业的动力。

2019年，当时还是文思自己在家照看两个女儿，她一周三次亲自去北京新发地市场为孩子们选购食材，邻居和朋友也找她代购，作为感谢往往会多付一些钱。文思发现，一周下来代购的盈余已足以支付家里的所有食物开销。

这是一桩不错的生意，她尝试扩大规模，除了零散销售也为一些超市和餐馆提供果蔬生鲜。为了应对不断扩展的业务，她在新发地租了一间冷库，每天凌晨三四点她都要赶到新发地，亲自挑选和进货，安排工人包装入库再发货，一直到早上九点多。

在生育这个问题上，文思的角度是“完整的女性权利”，围绕在女性身上的认知乃至偏见和歧视，都在加重她们的生育负担，家庭、职场与财产也都是它们发生的场域。

文思以妈妈的身份开始创业，不但理解了女性背负生育与职业的双重艰难，也理解了企业主“左右为难”的局面：“男性员工不论是否有孩子，都会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如果女性员工有了孩子，那实际上只能算半个劳动力。”

社会舆论和传统观念同样对已育女性带来压力。让文思愤愤不平的是，丈夫抱着女儿出门散步十分钟都能获得小区居民的一致赞赏，她抱着女儿出门只会被夸奖“命好”，有一个愿意带孩子的老公。

“为什么要求女性能顾家还得工作，都要是‘超人妈妈’，丈夫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家暴就是好丈夫了？”

文思总结，她身边的多子女家庭大多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是夫妻双方父母家庭能够给予“锦上添花”的支持，至少不增加新家庭的养老负担。文思的父母曾是央企职工，婆婆是医院返聘的医生，长辈们身体健康且拥有稳定的退休保障。其次是多子女家庭中丈夫都乐于参与到育儿之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拥有自己的公司，“生意可能没有以前好做，但是底子还在、家里没有经济压力” 。这意味着更加丰裕的收入，能够为“生育总精力”持续输入资源。

对城市职场女性来说，工作与养育孩子之间的矛盾，是她们身上的主要负担。要想城市女性的释放生育信心，在钟晓慧看来，公共政策及资源供给方面，存在两个层面的缺失。

一个层面是政府，托幼（0－3岁）普惠型的服务体系处于稀缺状态，市场的托幼服务价格非常高昂，因此需要个人和家庭投入很大经济、人力、时间等成本。

另一个层面是育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和晋升时受到歧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情况更严重。

封面图片：内文图

总监制：王磊

监制：程瑛

责任编辑：王婷、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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