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靠水平，得奖是偶然” | 2019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视频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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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5日下午，由当代顶级腕表中最具创新能力的瑞士品牌宝珀Blancpain与出版品牌理想国联合发起的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在京揭晓。本届首奖得主黄昱宁，获奖作品《八部半》。黄昱宁获得宝珀提供奖金人民币30万元、由著名设计师陆智昌设计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奖杯，以及宝珀BLANCPAIN的经典腕表一枚。

现场，理想国创始人刘瑞琳、宝珀中国区副总裁廖信嘉分别讲述了自己对于文学奖的想法，道长与入围作家、几位评委进行对谈，现将完整视频和部分文字分享如下，以飨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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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琳：文学传承重要的不是论资排辈，

更重要的是文学精神的传承

在今天来参加活动的路上，其实我脑子里闪现的都是去年在CBD郎园第一届颁奖礼的很多镜头。去年当高晓松发言，他透露，整个一上午他们这些评委对于决选的过程完全没有达成共识，当我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跟在座很多在台下的人一样，都感觉到既惊讶又刺激。

接着，阎连科老师就说，什么是最好的文学奖，他说如果你入围，一路走到最后，那一定靠的是作品本身的水平，最后得奖靠偶然。入围靠水平，得奖是偶然。这就是一个公正的文学奖应该有的特点。我相信，今天也是这样！

在去年，理想国和宝珀携手宣布要在中国开启一个为挖掘45岁以下优秀年轻作家设置的文学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一直在想，要从始到终保证它的奖的公正性、专业性、权威性。所以我们决定要每年都轮换评委。之所以这么费心机、不嫌麻烦的操作，其实也真的为了不断地、自始至终能够呈现文学写作生态的新貌。

在今年的评委中，大家注意到，其实路内刚过45岁的槛儿，我们就把他请进评委。我想说的，这也是一种文学的传承，文学传承重要的不是论资排辈，不是老人带新人，更重要的是文学精神的传承。

前时间我刚刚读了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写的父亲的传记，叫《柳青传》。其实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提起柳青和他的作品。但是这本书里头，我确实真真切切看到文学作为生命是怎样存在的，看到一个作家跟时代的关系，跟政治的关系，跟土地的关系，甚至跟苦难的关系。

文学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也许文学是为生命发声，或者是对于一个时代的记录，但是我觉得文学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超越一个时代，能够超越生命。

今年很多评委其实都提到了，就是这个奖一定要长久地办下去，在这样一个动荡和多变的时代做长久最重要。路内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文学奖先不要考虑对中国文学意义在哪里，我们刚刚办了两届，十届、二十届的办下去，这个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看哪些作品在当年进入长名单，哪些进入短名单，哪些人获奖了，这些获奖的人今天又在哪里。到那个时候意义就出来了。

我非常认同他的这句话，所以我说，好，我们一起期待哪一天，并且要为那一天的到来不懈努力。

廖信嘉：在相对安静的文学领域，

年轻作者需要一盏聚光灯

刚才刘总的发言让我很有同感，去年的颁奖典礼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颁奖典礼之后，当时我的一个团队，我们所有的团队的成员激动了很长时间，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激动，宝珀每年做活动几十场，大大小小几十场活动，有的时候上百场。他们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活跃的，在一个领域，一个行业的未来，一定需要我们大量的、有优秀素质的、非常活跃的年轻人。

环顾我们四周，我们很多领域大家可以看到，比如我们的体育、音乐、电影这些领域里面已经非常活跃了，很多品牌、很多的企业都不断投入、参与。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文学的领域依然相对比较安静，特别是针对年轻作者的文学领域。

不是他们不够活跃，也不是他们不够勤奋，这些作者需要一个展示的舞台，需要一盏真正的聚光灯，被社会关注，被读者关注，他们需要鼓励，以及长期对他们未来发展的支持。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权威、专业的针对年轻人的文学奖，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和理想国一起举办这个奖项的初衷。

跟文道老师谈第一届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二届要隔几年办？会不会第二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作品了？实际上我们发现第二届的作者的水准非常高，我们依然保持着这个非常高的水准。我们希望我们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不断做下去，我们看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这个舞台属于五位入围者，希望今天可以听到你们精彩的分享。同时，再重复一遍阎连科老师的话，“入围靠实力，得奖靠运气。”祝大家好运！

班宇：小说和乐评的写作区别很大，

我经常会为自己的小说选择一首背景音乐

梁文道：大家可以发现，五位的写作风格都非常不一样。我们就在聊，你们五个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除了都是人类之外，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别的什么东西拿出来谈。结果后来就发现，最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大家都很不一样。这不一样是包括从你们的出身开始讲起。

我所指的出身是一个写作者的出场状态，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写作经验的话，可能都曾经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从本来不写作到写作的流程。遇到很多挣扎，遇到很多问题，自己原来在做什么，自己原来的身份是什么，逐渐到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写作者了，开始接受这个身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原来的那个身份跟背景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材料让你雕琢它？这点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们五位都非常不同。

比如说班宇，您可能不相信，我很早就看过你写的东西，不过那是乐评。那时候你不叫班宇。后来就不写乐评了。

班宇：不写乐评的原因是音乐杂志纷纷倒闭，都给他们写黄了，来到了小说界。

梁文道：你过去作为一个乐评人的身份，这样一个背景跟你今天的小说写作之间有一个很巨大的转变吗？

班宇：这个转变是非常巨大的。写乐评的时候，更多是依附一个作品进行一些文化方面或者自己感受方面的各种阐释，但是小说不一样，小说相当于是为自己设置的一个游戏，为自己创立了在每篇小说创立了游戏规则，和它的玩耍路径。这点让我觉得小说在这里是有更为丰富的可能性。我为丰富的可能性所着迷，所以这是我后来选择写小说的一个原因。

梁文道：所以你不认为你的乐评写作的经验对小说写作本身有任何的助力或者阻碍，你认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班宇：我认为是有助力的。乐评，我写小说的时候经常为正在写一篇小说选择一个歌曲作为小说的背景音乐，可能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无限重复聆听这首歌曲，从歌曲里面找到一些情绪，找到这部分情绪，可能是跟小说所叙述之中的某种情绪是相通的。这是一个方面。

我在一些小说作品里面也会涉及到我以前经历过的音乐知识以及场景，我在《冬泳》这篇小说里面最后一幕叫做《枪墓》，就是我之前看演出时候的场景，把当时的记忆和感受放到这篇小说里面。（听）音乐、写作乐评这件事是我写小说最大的滋养之一，他们仍然是两种差别较大的写作。

郭爽：我想建构一种不可见的更真实的东西，

发现小说比较自由

梁文道：郭爽，最早我看到你的作品是在香港的《信报》，30年前我也写过。你做过记者，写报纸专栏，都是做非虚构写作，那样的经历转变成写小说对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你在这样的背景上面有什么自己的体会？

郭爽：我还是挺喜欢做报纸和媒体的，报人这个身份让我很快乐、很荣耀。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当时在《南方都市报》，如果永远是2009年的《南方都市报》的话，我会一直那里工作。班宇说音乐杂志倒闭了，可能纸媒衰落也是无可避免的。

小说对我来讲可以想象不存在，因为像文道先生做过媒体，媒体每天处理的是存在的、可见的事情，这个世界非常真实。但是，我怀疑这种真实，我想建构一种不可见的更真实的东西。所以，写小说就这么写起来了。我关心那些没有那么容易解释，不是那么好回答的东西。我发现小说比较自由。

黄昱宁：这些要怎么跟文学大师比？

我会不停地拷问自己

梁文道：黄昱宁的身份比较复杂，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读过黄昱宁的译作。你觉得从一个翻译者转变成一个小说的作者，表面上看我们都觉得是更自由，因为翻译是有所本的。但是现在放手给你，让你自己对着一个空白的屏幕去做创作的时候，你觉得自由吗？

黄昱宁：也自由，也不自由。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跟很多文学大师在神交，翻译麦克尤恩等作品的时候，你很容易产生自我否定，因为已经有足够好的作品了。我那么晚开始写作，之前并不是没有一点尝试的，很多尝试可能就在抽屉里、电脑里几句话放在那里。但是你很难继续，因为你会无法说服自己，这些怎么跟文学大师比，我还需要产生一些可能是“废品”这样的东西，不停拷问。

年纪大了以后有点放开了，再不试没什么机会了，再不试永远不可能打开这个门了，就这样才开始写作的。其实我克服这道障碍花了很多年的，现在进了这道门，确实有一种相对之前的束缚来讲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但是你面对完全不同的，当你表达有很多很多路径的时候你选择就变得很不自由，如何选择一条路，你还是有很多自我怀疑的。

梁文道：你评论过那么多优秀作品，翻译过那么多大师，那几位重要的作家之后，而你仍然觉得要可以有必要，或者有欲望要再写自己的小说，这是否说明文学和所谓小说没有穷尽这个事情？

黄昱宁：对，没有穷尽，我克制表达欲花了很多年，尤其翻译的时候必须忠实它，他怎么想的，你哪怕不是很熟悉他熟悉的东西，你也必须强迫自己进入那个情景。这当然其实给我提供了很多训练。

我试图理解麦克尤恩，甚至理解阿加莎·克里斯蒂。我想我自己的生活和这些大师们的生活年代完全不同，我仍然有很多自己的话想说，所以这其实怎么说，克制表达欲也是产生张力的过程，一定是会反映我的文字里面的。

杨好：在鬼影重重的文学世界里，

慢慢开始有想要反抗的东西

梁文道：杨好，你是我们这里面唯一一个出生在文学家庭，你父亲是位作家，小时候因为你父亲身份的关系，很多作家都是你们家的座上客，是你的叔叔、阿姨。我很好奇你会不会有黄昱宁的感受，因为看过很多作品，看过世界上这么多作家在写作，于是自己写的时候有一种困难的感觉，会觉得自己的表达欲应该怎么处理，有这样的感觉过吗？

杨好：这个问题真的是我避不可避的问题。如果能避开，我一直还是挺不愿意正面面对这件事情的。文学一开始就给我一个鬼影重重的世界，文学对我来说，依然还是一个“捉鬼”的过程，鬼影重重的世界里面不仅有你没有经过选择的名字，也有你慢慢开始想要反抗的东西。

我一直都不愿意正面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断在绕弯路，我从电影开始，然后学后现代，学艺术史，甚至去学商业，我一直在回避文学这个事实。但是发现每一个路径都指向了表达的欲望。所以，最后我想可能是那种表达的欲望，让你有了勇气去面对书房里各种各样的鬼影。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祛魅”的巨大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梁文道：学艺术史对你而言是一个逃离文学的方法吗？

杨好：它没有让我逃离，跟文学之间纠缠得更加复杂了。你会发现文学不是一个学科，可能是像一个蜘蛛网一样，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像灰尘附着在上面，然后你可以弹开它，但是被灰尘和蜘蛛网接触的界面发生了改变，是永久性的改变。

远子：哪有什么审美疲劳，

从来都是审“丑”疲劳

梁文道：远子，你的情况跟其他各位有点不一样，人家跟大师搏斗，从小看到著名作家的鬼影。你的经历有点像你自己写的短篇描述的那个状态一样，作为一个文学网站的编辑，你看了很多网络文学上的东西，你都觉得天呐！写这种东西都居然有人看，而且受欢迎还要得奖？那为什么我不去写呢？这是你真是的想法吗？

远子：对，因为我这个可能跟黄昱宁老师讲的有一点类似的体验，就是虽然很早就有写作这个想法，但是一直都不敢下笔，因为之前读的经典文学太多了，做的文学网站的编辑之后，你发现对自己的标准、要求会降低，你就发现，你每天看的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他们一直不停写，一点都不羞愧，我们好像也可以做一点类似的事情。

有朋友说，你在文学网站看书，每天看那么多小说，会不会有审美疲劳，我说哪有那回事，从来都是审丑疲劳。那个都是在水平线以下的东西，这个经历是对自己的伤害，但是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安慰。

梁文道：我还是很好奇，你刚才讲的叫没有营养，但是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会不会看到很多网络文学的时候能够给你一种你以前触摸不到的事实或者现象？等于多了一些触角呢？

远子：这个真的比较少。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可能大学生或者群体写作，他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从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看到的事实来出发的。更多他们其实是在很多时候在模仿文学史里面的作品，有的时候很难看到现实的影子。

贾樟柯：文学没有衰落，而是文学更加文学化

（贾樟柯有事未能到场，录制视频）

贾樟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文学，我作为一个读者，也从我作为电影工作者创作的角度，我想我还是比较着重于看到最青年一代的作家他们跟现实的关系，以及他们透过文字处理现实的能力。

性开放，毁了多少女生！该收收了，也该清醒了

年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情感，但要安全第一。朱力亚，中国艾滋病群体中，首位也是目前唯一有勇气公开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学生。这个活泼快乐、有着优异成绩的大学外语系二年级学生、正在品尝

今年的五部入选的小说，不论形式上有何种执念，但都指向于个人、个体跟现实之间的关系。每部小说又都有其特点，可能我们需要在评审会的时候来比较这些基于现实创作的优点，哪一个更加迫切需要被肯定，就跟我们的电影一样，我们面对这五部小说，更多是要评价他们的优点，不是寻找彼此之间孰优孰劣，对我来说劣不存在，而是优点那些更需要迫切传达优秀的创作者。

对于电影来说，电影从80年代新时期以来一直跟文学有着紧密关系，大家都知道有大量中国经典的电影，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他们都改编自文学，而这几年有一种说法，说文学衰落了，所以中国电影也衰落了。这个我不认可，因为文学并没有衰弱，过去我们才出版多少书啊，过去我们一年才发表多少小说啊，这个在量上没有办法比的。

因为文学更加的文学化，可能更加难以改编成电影，因为坚持了文学的本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欣喜地看到文学有巨大的创造力，这一点需要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的。特别是感知现实生存的能力，以及从形式到内容的准确性。作为导演，从这些作品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戴锦华：优秀文学作品一定具有“可读性”，

但标准无法被定义

梁文道：大家可能不晓得，戴锦华老师喜欢读网络文学。戴老师，您看，人家远子就说，他是因为做文学网站编辑看了太多，觉得天啊，这什么垃圾，决定我自己出手算了。可是您爱网络文学？这是什么情况呢？

戴锦华：这两年我花了相当的时间阅读网络小说，最初偶然的机缘巧合使我阅读其中一些作品的时候受到了巨大的震惊。或者说它们杀伤力很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自以为我一直是一个怀着最大的诚实乃至勇气关注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个人，而阅读那些小说的时候我遭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逻辑、价值世界，对我来说它们是如此的陌生和狰狞。

当然，我这个态度也再次受到同样的批评，我在网络小说当中更多寻找到的是他们想象世界的方式和其不断被复制的惯力。这些惯力让我体认到如今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极度陌生和仍然处于激变之中的世界。

对于文学或者对于电影、艺术来说，我寻找的是特例，我寻找的是原创，我渴望寻找到新的东西，这不是我会在网络小说当中去寻找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在网络小说的写作者当中遭遇到它们。我们还是会有非常有原创力、有想象力，而且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介机制状态之下生产的网络作者。所以，这个本身不是一条绝对的线索。

总体来说，网络写作是新媒体呈现的一种天然资本化和市场化的写作方式。在此种写作方式当中，读者、作者、文本，以及文本之外互相都已经丧失了清晰的边界，这大概不是我们在传统文学当中会予以讨论的。

梁文道：对于您刚才说到的网络文学，我们希望我们要鼓励的或者要肯定的是严肃的文学写作，然而呢，我们还是加进一个字眼，是仍然希望具备“可读性”。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难掌握，到底所谓的可读性指的是什么？对于严肃文学而言，可读性这个概念是个有意义的概念吗？

戴锦华：这个问题也贯穿着我们的全部讨论。说到底，它是一个困惑着整个20世纪直到21世纪的问题，就是文学是什么，文学与叙事的相关是不是本质的相关。没有叙事的话，留给文学的是什么，语言媒介之外文学是什么？

如果文学必定成为叙事的附载，文学还有可读性可言吗？如果说不凭借故事，不凭借叙事，文学仍然可能拥有可读性，我们就要问的是，叙事是什么？人类是不是仍然需要说书人？故事在哪里？是不是已经转移到诸如网络文学那样一种通俗性的写作当中去了？所有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

可是我认为，有一点是非常有趣的。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当我们作为作者，我进入文坛的唯一资本是我是一个资深读者，我永远可以用我的阅读量碾压绝大多数人。但是，因为我的阅读经验使我知道，当你遇到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心明肚知，这时候所有的标准都无效了，所有的区隔都消失了。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具有可读性，只不过这种可读性它本身不能约定俗成，不能被定义，所以你问了我一个不能回答问题，我居然回答了你，所以这个话都无效。

黄子平：时代断裂会成批冒出文学天才

而这个时代体现的是一种原子化倾向

梁文道：黄子平老师，您之前提到一个观点很有趣。所谓的“同时代人的评论”。

您教当代文学，反过来今天您常常问学生们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可是难道不应该是学生来问你吗？从这儿引发出来一点，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一定岁数，比如像黄老师这样的岁数之后，就好像不再评论同代、当代的作品，所谓当代作品指的是可能按年龄区分，后两三代的作者，这是为什么？从这个部分开始出发，到底什么叫同时代人？

黄子平：“同时代人”概念是我小时候读19世纪的俄国作品的时候经常出现的词。到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同时代人。我就发现，每一个时代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某一些时代，发生了一种时间的断裂，时代断裂的时候就会成批冒出文学天才，就像19世纪的俄国，或者往前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或者往后推，40年代的拉丁美洲。

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断裂是比较微小的，比如五四、80年代。所以前天跟王安忆他们讨论这个同时代人的问题，她经常说她会写出《小鲍庄》这样的作品，是因为有文学运动。在时代断裂的时候会产生文学运动，我们看这些成批作家冒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作为一场运动中的一分子出现的，这是他们跟我们香港导演许鞍华讨论时带出来的一个概念，为什么香港的电影也衰落了。许鞍华就说，现在没有电影运动了。

我们现在读作品发现他们是一个一个出现的，不是作为一个运动或者一个潮流里面的作家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文学评奖显得特别重要。所以同时代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界定就是他是如此深刻地嵌入到这个时代里头，但是又有与被撕裂的时代之间断裂，弄得他有点不合时宜，格格不入，不在时代之外，但是又在时代之中，到处显得不合时宜，所以才能够感受到这个时代的黑暗的光。这是我的理解。

梁文道：您看这五位作者的作品，包括长名单里的入围作品，包括之前我们收到的众多报名参加这次文学奖的作品，您会觉得这些作品跟您是同时代的吗？

黄子平：好像不是。因为我看他们好像是一个一个个体，真的不是作为一个集体。我们怎么把他们集合起来，我们只能用非常外在的标准叫做45岁。我们甚至不能比较内在的标准去把他们区分出来。所以他们这种几乎是虽然走了不同的道路来到文学这条路上，他们特别能显示出这个时代的那种原子化的趋向，他们确实比我们那个时代更孤独，更孤单，他们走这条路是更痛苦。

张大春：我们难道不能分辨出

同时代的经典作品吗？

张大春：刚才问到戴老师和黄老师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同时代或者生在同时代。

大家都知道，非常著名的人类学家里韦斯托给加拿大广播电台六次演讲，后来这个演讲成为非常重要的六篇文献。其中有一小段特别打动我，我似乎没有看过任何其它的学者在研究里韦斯托到时候在这个方面做过讨论，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日后”他讲这个话是在80年代，我们现在可以当作我们在那个“日后”。

他说“日后”我们的听众在听披头士音乐的时候，会有18世纪、19世纪的人听到贝多芬的音乐的感受。也就是说，明明生于同时代，那时候披头士的音乐非常火，但是他的这个话似乎在提醒，当我们面对各种文学形式时，我都要有一种结构性的——对于历史的结构性，对于文化整体环境的结构性——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难道不能分辨在我们同时代是的确有典型的经典吗？

从这个时间性的问题回头去切到地域性的问题，所有的文学研究者大概都知道，有一种小说叫做风俗小说或者地域小说，小说脱离不了地域，就像小说脱离不了个人，甚至街坊邻居，或者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文化环境。但是动人的小说永远超越这个风俗，或者在所谓的“风俗”概念之下还有更丰富的意义，而且往往出类拔萃的各种豪杰总可以超越个别性，让读者看到更多的、更丰富的世界性。

坦白说，在今天我们的讨论里面，包括五位作品里面，我也不时从不同的作品里面看到，几乎都有这样的素质。在这里我也要讲一句我最想说的话，恭喜五位。我说的不是得奖的那一位，恭喜五位！

路内：他们说40岁上有老下有小，

你得悠着点写

梁文道：路内老师，您的情况比较特殊了，一开始介绍过，您刚刚过了能够报名的年龄线。然而，今年我能预告，他有一部非常重要的长篇即将出版。据看过的编辑认为，哎呀！如果他还小上一岁，今年拿这部作品来参赛的话，我们大家就都旁边凉快去了。很夸张！

我很好奇，到底什么叫做青年？写作者的生涯是什么样的生涯？你今天过了45岁这条线，你踏入写作也有20年了，有10几年，走到中间这个节点、这个阶段，你回头看，自己都经历了什么？到了这个阶段你会想什么？

路内：有做文化记者的朋友，大概在三年前曾经提醒过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写那么快，你一年出一部长篇小说很吓人。我说那我两年出一部，他说那也太快了。你会慢慢体会出一种你是个老作家，你资深了，你可以写得慢一点。似乎对于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来讲，还会被提供身体体能上的提示，他们说你老了，写不动了，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说你要悠着点写。

我总是在想，是不是这些年我形成了一种惯性写作了？我是不是在不断透支某一类经验？我是不是可以推翻某一些东西？就像黄子平老师所说的，在没有文学浪潮的情况下面，你孤立的一个作家可能没有能力推翻一个总体的文学界的一个状况。但是，当你到40多岁之后，你反过来看自己的作品，我想你至少可以推翻自己，推翻固有的成见，固有的惯性。

当然，我在访谈中间也说过，45岁以前的作家其实如果我们放眼全世界的范围，有过非常惊人的作家。我曾经谈过这个问题，19世纪的作家寿命太短了，一般40多岁得肺结核死了，他们就会在很年轻的时候，三大短篇小说家，欧·亨利、契诃夫、莫泊桑都没活过40岁，他们年轻的时候狂写自己最拿手的作品。加缪也是这样，很年轻的时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被车撞死了。

他们对寿命的预期是很短的，如今90后对寿命的预期是100多岁。也许在这种长寿命的预期之下，会让作家变得平庸一些，会让作家觉得45岁是一条线，不是28岁，不是32岁。

梁文道：你刚刚过了能够参加比赛年龄成为评委，然后现在马上看到五位作者的作品，你觉得他们的作品跟你之间是什么关系？

路内：他们都是比我年轻的作者，不太可能出现我学习他们的可能性，也不是说他们在学习我，这是一个支撑高位的问题。但是因为尤其从1976年之后，中国的变化也是非常快，总是有70后、80后、90后，以十年界定一代作家，曾经有说法认为这样的界定是不对的，30年、50年的一代作家才能算一代作家。

我以前也支持这个看法，但是在最近的一两年，我在修整我的看法，我觉得确实中国来讲，十年一代人的观念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视野、观念都会不一样。我觉得中国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的技术、对于人物的塑造、小说的结构这个东西是挺稳定的，但他们观念的变化，不要放眼整个华语世界，观念的不同之处其实还是挺大的。这个差异之大会让我们更好正视自己。一个作家除了面对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任务是面对自我。这个自我的背后可能是更大经历过修辞的世界。

在这种过程中间，重新认知自我，认知那个属于自己那一代人的特征，那些幸运或者不幸的东西的话，是作家天然的任务，天然的使命。

最终颁奖环节

廖信嘉：我来宣布一下，宝珀理想国第二届文学奖获得者，黄昱宁，作品《八部半》。恭喜黄昱宁！

张大春：评审意见综合报告，大概100字左右。

黄昱宁展现了很丰厚的文学修养，以洞澈的世情与人情观察，使短篇小说的形式深度、生动展现，不同类型作品也示范了作者打通西方现代小说传统与中文写作的卓越能力。恭喜黄昱宁。

主持人：在今天的活动现场，最终的优胜者，获奖者将得到由宝珀提供的30万元人民币以及著名设计师陆智昌先生设计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奖杯，接下来首先有请廖总为大奖获得者颁发宝珀经典腕表一枚。希望每一位有梦想的写作者能够记住时间又忘记时间，继续写出历经时间考验的作品。

接下来有请道长为我们的黄昱宁送上由陆智昌先生设计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奖杯，一个非常重的奖杯。

梁文道：我手上抱的奖杯有7公斤重，因为它太重了，所以我们底下的木头是要特别找师傅用很特别的木头制作，光是这个奖杯我们内部讨论了很久。

黄昱宁：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就先感谢吧，感谢主办方，感谢理想国，感谢各位评委，感谢各位读者！

我觉得怎么说呢，把这个青年文学奖给一个40多岁才开始写作的我，我是中年妇女，而且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往下有多少时间，我有多少的精力会投入到小说创作中，但是我今天应该有答案了，感谢你们坚持了这样的选择。说实话，我自己站在这个立场上想这个问题的话，我不一定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是，既然选择了，那么我接下来创作道路会走得更加坚定一点。

本场摄影：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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